我们光是活着就已经拼尽全力了

  是孙一圣全新的长篇小说。之前单读出版过他的《夜游神》，这本短篇小说集被人认为是他“逆时代趣味的风格崛起之作”。既然是“逆时代趣味”，读者的反馈也的确让我们感受到了文学趣味的多元和丰富——但无论毁誉，孙一圣还是闷头自顾自地写。如今他拿出的是一部结构紧密相连、风格独特的小长篇。

  一个留守村中的小孩因为老师要求上交一张照片，便踏上了一趟跌跌撞撞的找照片的徒然旅程。在马不停蹄的奔跑间歇，闪烁着若明若暗的回忆，拼贴出一个家的离散与寻回的故事。用孙一圣的话来说：“这样的故事，没有兴亡的痕迹，没有历史的变迁，没有波澜壮阔的情节，只有转瞬即逝的瞬间，只有在一个长镜头下被我们遗落的人间真实。”

  以孩子视角写故事，最难是写出孩子的懵懂——大人什么都知道啦！假装天真，也容易被一眼识破。不知孙一圣是以他浑然的天性，还是靠他独有的奇崛又稚拙的笔法，在这部小说里，他竟如此真切地写出了一个懵懂的孩子对未知世界的向往与开拔。这样一个世界，大人们已经熟视无睹，在孩子眼里却充满奇迹与发现。生活的艰辛和磨难，家人的隐痛与温情，孩子还只能隐隐去体会、去承受——他还意识不到，这便是“活着”。

  这几乎是一部以电影的方式叙述的小说。孙一圣将一些电影手法融入叙述，产生出很多奇妙的效果：回忆与现实的自由衔接，意象与幻觉的叠化，主观与客观叙述的交叉，让这个简单的故事变得丰富而细腻。

  这本小说让人联想起北野武的《菊次郎的夏天》——只是小说里没有大叔，只有一个笨笨的孩子在不停奔跑。孙一圣说：“很早以前，我就想写这么一个马不停蹄的小孩子。那时我以为我想写的是卡夫卡笔下的孩子，是余华的有庆。我没有想到，到最后当我真要写的时候，这个奔跑的孩子居然只是我自己。”

  孙一圣在题记中引用了《银魂》里的台词：“和你们这些少爷不同，我们光是活着就已经拼尽全力了。”这部小说写的也只是，平凡地活着。

  今天单读分享《全家福》的“代跋：少年游，千里好去莫回头”的节选 ，这篇散文为小说提供了一个细致的背景，甚至这部小说生长的起点。

  年年归家，我老缠着爷爷讲以前的事，爷爷不负重托老讲一件事，同一件事他不重样。爷爷太老太老了，九十总也有了，总把记忆也搞混。料不到，我才三十出头的年纪，已经高过爸爸和妈妈生我的年纪十年了。我也记不住以前了，我也再梦不见少年大梦了。

  甚至我也记不得我住哪哈儿。爸爸和妈妈热衷搬家，他们把家搬离孙海村，搬到申楼镇上。又从镇上搬回村里。再从村里搬到镇上。好像我的家既不在孙海，也不在申楼，只在路上。

  我上小学，爸爸和妈妈奔赴菏泽城区，期许发财万贯，毕竟种地的收成实在少之又少，吃饱可以，生活却难。爸爸告诉我世人都说农民热爱土地，那是扯淡，都是没法，但凡有点头脑谁个不想逃离土地呢。从我有记忆以来，爸爸和妈妈在农闲时做过很多生意。他们没一技傍身，做什么都现学现卖，他们卖过布匹卖过衣裳卖过饺子开过代销点开过饭店理过发卖过树卖过鸡卖过羊卖过驴，背着我卖过恐龙也说不定。记不住哪年冬天，爸爸从温州进来一卡车凉鞋，妈妈骂他脑壳坏掉了。爸爸的想法可美：冬天凉鞋进货便宜嘛。妈妈说也没见便宜几何。这两个家伙把我的房间腾出来，我被搁进厨屋。乡镇村里很多厨屋均是临时搭建的棚子，屋顶连青瓦也配不上，遮个塑料布草草了事。厨屋处处漏风，好像是花钱买来的漏缝，妈妈找来许多棉花查缺补漏。厨屋除却锅碗灶具，绝大空间堆满粮食，无非陈年小麦和玉米，一摞一摞，顶到椽子，好像厨屋只是粮仓的一个小小器官。这样一个地方，出没最多是么子？老鼠嘛。每天晚上我都会被老鼠惊醒很多次，他们吱吱嘎嘎好像在商量要花多少钱购买粮食。一毛一粒麦子，两毛一粒玉米，比人类出价贵多了。我屡屡抱怨，他们忙于发财（却欠了一债），根本听不见我。妈妈总说厨屋房好啊厨屋多好还有灶神陪着你。我不置一词，心想这哪路神仙啊，这般不开眼，敢与老鼠争先锋。我的房间则堆满凉鞋，男人的女人的，男孩的女孩的，窗户堵死了，一开门凉鞋哗啦啦掉一串。这些凉鞋没完没了，卖了三年也没卖完，干渣渣的，也欠雨水滋润。后来许多年，好容易把凉鞋处理干净，妈妈每回收拾屋子，说不定就从床底下或者沙发底下惊愕地拎一只凉鞋出来。这些鞋子，单兵作战，像老鼠一样乱窜，呆呆的样子仿佛它们犯了错，仿佛它们不该穿过疆界，从温州千里奔袭，逃窜而来。

  这段经历是搬到太平镇上以后发生的。房子就在卫生院门口，爸爸事先与卫生院院长说好，加墙盖瓦，一夜之间起了小庙一样的六间小房。为了省砖，房子后墙是卫生院的院墙，我的这个家是卫生院外墙的延伸，好像多年良民一夕变作妖怪，两只长长的胳膊，面条一样缠满院墙。

  有一年，可能是卫生院人事凋零，阮院长补我爸为编外会计，专事算账。爸爸不会给人看病，掰着指头算账倒是把好手。卫生院因为人少房多，阮院长让我住进三间空置的会议室，于是我搬离厨屋，住进了豪华会议室。搁会议室一角铺了一张单人床，正中央则是硕大的会议桌（躺倒上面打滚撒泼也不成问题），被几十张办公椅紧紧围困。长达一年时间，这就是我的卧室。躺在这个空空飕飕的地方，我跟我爸说我害怕。我爸学起了我妈，会议室多好，既大又敞亮，足球场也不过如此，况且还有伟人陪着你。会议室的四面墙上挂着五大伟人的巨幅画像——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列宁毛主席，夜夜我都在伟人们的慈眉善目之下安眠，仿佛我不是睡觉，而是长眠床上。并且，伟人要比神仙厉害，以致我搬出会议室很长时间后晚上都不敢闭眼。妈妈以为我病了。我说，伟人们不注视我，我睡不着。

  阮院长提携爸爸做编外会计的两年，正当疫苗注射红利时期。我还记得爸爸带领卫生院的医生们去我们小学种疫苗，我次次跟着胆大的孩子们越墙逃脱。轻薄的阳光才露头，我翻上墙头，迟迟不敢跳下去，活像啃墙，撅在上头，兴致勃勃。幸好爸爸擅自救了我，大手轻轻一拨，拎了我回来，把我胳膊一捋，头一个结结实实挨了针。我就哇哇大哭，爸爸才不管，不论死活，把我往边上一抡，揪住下一个王传志。当我长到与爸爸这般大的时候，爸爸告诉我，他是个傻子。爸爸就是祥林嫂，他说，我真傻，真的。爸爸一心想发财，他这辈子唯一一次发财的机会却给他从指缝里悄悄溜走了，三十年后他才醒悟过来，而且他也因此吃了这辈子第一次闷亏。打疫苗是奉行国策，人人必打，这是多少人呀，大把大把的钱流进医院，作为医院会计，每笔钱都流经爸爸的双手。关键是这些钱是没数的，阮院长也从不管理，爸爸上报多少是多少。每天看着白花花的银子过了他的手，这双该死的手啊，爸爸说这双该死的手啊，竟然傻到没有伸出去捞一分钱，一点贪污的心思也没有，真是不思进取的一双手啊。要搁现在能捞多少便捞多少。爸爸搓着手说。我猜爸爸也只是说说，要搁现在，这个胆小鬼依然伸不出他的手。可能这也是阮院长要爸爸做会计的缘由，他多老奸巨猾，爸爸这个孱头怎能逃过他的法眼。

  当时正处某次严打末期，有人举报爸爸。爸爸和妈妈顾不上安排我和姐姐便仓促逃走了。翌日，妈妈偷偷回来给我和姐姐做完饭，也是匆匆走了。长达半年，我与姐姐未见爸爸一次，即使妈妈回来，做饭也不多，更多是偶尔从门缝里塞些饼干、馒头给我们（更多时候我们便是去爷爷抑或姥爷家吃饭），不顾我与姐姐扒着门缝大喊妈妈妈妈。

  待风头已过，爸爸原样归来，再也没掺和太平镇卫生院的所有的事情。很快，我们又搬回村里。阮院长夫妇不辞辛苦，常到我家串门，从不空手，不是水果，便是糖茶。爸爸却再也没有登过他们家门。阮院长夫妇曾三度向爸妈提及要把我认作干儿子，爸爸始终没有松口。后来，阮院长调离我们申楼，到另外的地方做院长去了。如今申楼镇被砍，一半劈给砖庙，一半劈给青岗集，再也没有申楼了，我也再没见过阮院长他们一家了。我曾把这段故事改巴改巴写进小说《人间》里，糅进这个小说以后，这段故事就走了样，连故事他妈也认不得了。至今，我仍然认得月亮，认得那个夜晚，我在阮院长家里看电视剧《西游记》，阮芳给我削梨吃，刀工可好，果皮连环不断。看完电视，我被第一次出场的猪八戒吓得不敢出门，阮芳把我送回家里。那个夜晚月光不亮，也没有多暗。走过桑葚树就快到我家了，阮芳被一只黄鼠狼吓到了。我们两个害怕的孩子在灌木丛里发现了一只蠕动的鬼。拎到家里，认出那是一只刺猬。第二天阮芳来到我家，带来一块大大的西瓜喂刺猬，给它取名喵喵。第五天，喵喵被我们喂死了。

  搬回孙海村不久，爸爸和妈妈思谋要到菏泽市里做生意，马不停蹄便去了。爸爸白天去干活儿，妈妈夜里去夜市。两个人一个白工，一个夜工，同住一个屋檐下，难得着面。我和姐姐就搁家里上学，三餐一个去爷爷家，另一个去姥爷家。我和姐姐两个倒换着，谁家吃腻了，就换换。有时候谁家也不去，就在自家院里，以砖临时搭个简易小灶，架一口小锅，点着麦秸（麦秸垛在院角里，有的是），下一锅清汤面条。面条有时坨有时硬，下多就熟练了。吃完便去上学。爸爸还好，是个爷们，硬硬嘴，从来不想我和姐姐。妈妈则每星期必回家一次，有时候妈妈耽搁了没回来我和姐姐也很想他们。想也白想，只能乖乖睡觉。有一回我发高烧，脑袋烧糊涂了，晕晕乎乎躺倒床上。姐姐只比我大一岁，也不顶事，就知道搁边上喊我名字，怕我死掉。那时候我早已跟人秘密在教了，尽管很不虔诚，总归试试吧，睡梦里我双手合十祈祷上帝，让妈妈回来。那天晚上一睁眼，妈妈真就回来了，就像上帝把她即刻变现。哎呀，上帝比佛祖菩萨灵验多了，从此我秘密信奉起耶稣。爸爸和妈妈来回市里从不搭车，只骑那辆永久牌自行车。单程一趟六七十里地，要骑三个小时，很是劳心劳力。我跟爸爸坐自行车去过菏泽好些回，车圈轧过横截了柏油路的铁道就到菏泽了，下了车，我的已非了，那是一截枯木头。

  我也曾独自杀到菏泽，上帝保佑，竟然没有走丢。那年因为要办学籍，班主任要每人上交一张一寸照片。我没有照片，又没钱照照片，就坐机动三轮车去菏泽。后来我问妈妈，妈妈说我去菏泽是因为二十块钱学杂费，而我一直记做是为了一张照片。到现在也记得是照片。

  我相信妈妈是错的。尤其是被妈妈纠正以后，我更是固执地认为我去菏泽是为找一张并不存在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