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槟城的北海码头，我拿出背包里面的那张老照片，看着码头上来往的船只，看着海面上的粼粼波光和海峡对面的槟榔屿。

  这张照片是彩色的，跟同时代的其他黑白照片很不一样。人像外围用黄色线条描摹出叶子形状的轮廓，叶子泛着浅绿色，正中是一位短发齐肩的年轻女子，有些婴儿肥的脸微笑着向左倾着，细笔尖描摹过的头发在右侧留下深黑的一撇。

  我是外婆带大的，断奶后不久就由她照顾。我最初的记忆，是外婆牵着我的小手站在我家门口，一辆辆泥头车从我们面前驶过，扬起漫天尘土。我们脚下这片土地，有个响亮的名字，叫深圳。

  父母在深圳做生意，没时间带我。外婆把我带回了老家揭阳，我就这样成了留守儿童。外婆时常去田里干农活，我记得儿时她常带我去橘子林。幼小的我帮不上忙，就站在田垄上看她施肥、浇水、除草。

  等到丰收的季节，橘子太熟掉到地上了，土壤粘上橘子的气息，整片大地闻起来都是甜的。我们把地上的橘子捡回去自己吃，树上那些自然是要摘去卖的。熟透的橘子一层层叠满了装稻谷用的竹箩筐，整个屋子都是橘子的甜味。

  等到我上小学，外婆在家门口开垦了一小块田地，种上了青菜。我当时爱养花草，外婆说就种在田地边上吧，于是家门口又慢慢长出了仙人掌、蔷薇花、姜花、桃花、荔枝树、龙眼树、木瓜树、鸢尾和吊兰。

  冬天的时候我会帮外婆“踏菜圃”（晒萝卜干），在地上的土坑里铺上干稻草，把白萝卜切成两半放入坑里，一层萝卜一层粗盐。出太阳的时候再把萝卜拿出来晒，萝卜像一只只鞋子躺在土坑周围的稻草上，萝卜鞋子慢慢晒成稻草的枯黄色。一年又一年，我穿的鞋子慢慢的变大，萝卜鞋子却是越晒越小。

  等到我们去外地学习、生活，外婆说“小孩啊就像鸟儿，长大了就让他们去飞吧”。在远方的日子，我时常会想起外婆，想她的时候就给她打电话。聊到最后她总会哽咽，“你不需要过多的担心外婆，外婆在家没什么事的”。我相信她不会有什么事，就算有什么事她也不会告诉我的。

  在我的印象中，外婆一直是身材娇小、脸庞瘦削的形象。年轻时脸颊有点婴儿肥的外婆仿佛是另一个人，这张照片是何时拍的呢？

  二战结束后，驻守在汕头的日军撤离，汕头港和东南亚恢复了通航。外婆想起在遥远的“番畔”（南洋），有一位不曾谋面的父亲，想去找她的父亲。她去照相馆拍了这张照片，本想着带着它登上红头船去“过番”（下南洋）。但她没想到，这辈子都没能出海。她梦想能坐上的红头船只能封存在她记忆的海洋中，而那张照片后来也被遗忘在老旧的抽屉里。

  “我怎么知道，当时还是婴儿。我在‘番畔’出生，后来你外曾祖母带着我和我姐姐从beng no se （潮州音）回来的。”

  外婆说的beng no se 这一个地区，我要到两年后才知道是在哪里。当时，我甚至不知道外婆是在马来西亚出生的。直到后来我看了一部马来西亚的电影，才找到了线年春我在欧洲旅行，有一天晚上我从蓬皮杜中心看完展出来，一个人在街上闲逛。巴黎的冬天和杭州一样冷，冷得我直哆嗦。时间还早，我决定先去看一场电影再回青旅。来到电影院，我看到正在上映欧洲电影节的片子，又看到有一张海报上写着中文——《星溪的三次奇遇》，时间也刚好，我想就是它了。

  红色的影厅里稀稀落落地坐着二十来个法国人，一个黄色面孔混在其中。女主角从北京来到马来西亚的alor setar，寻找亡夫在此留下的足迹，碰到一些奇异的人和事，后来遇上了新的爱人。看完电影我突发奇想，beng no se和alor setar像是同一个地方的发音，会不会有联系呢？没想到有一天，我会像电影里的主角那样踏上去马来西亚的旅程。

  我查了潮汕人下南洋的路线，发现目的地除了泰国以外还有马来西亚。我又查了华人到达马来西亚后聚居的地方，看到了槟城这座城市，但这还不足以让我把beng no se和槟城联系起来。直到有一天我在网上翻到一张马来西亚的地图，看到上面写着槟榔屿，我才恍然大悟，槟榔屿的潮州音就是beng no se啊！

  “槟榔屿在马来西亚槟城，你是在马来西亚出生的！”，回到老家我很兴奋地和外婆说。

  “槟城ghu lung bou”，听到“槟城”这两个字，又有三个新的潮州音从外婆的记忆里蹦了出来。

  “我父亲当年在ghu lung bou 雇人种水稻，他们那边插秧跟我们不一样，我们用手，他们用的是一根铁钳。”

  我打开槟城的地图，仔细看了一遍，又找来旧的地图做对比，但却没有一点关于“ghu lung bou”的线索。我又查了下当年潮汕人在马来西亚耕作的地点，还是没有头绪。后来我在槟城的地图上看到一个地方叫牛汝莪（Gelugor），听起来和ghu lung bou有点像，心想，“没准就是这里了，这地方就在槟榔屿，槟城ghu lung bou可能就是槟城牛汝莪”。

  “外婆，我在槟榔屿看到牛汝莪（潮州音为ghu re ngo）这一个地区，是不是你说的ghu lung bou呢？”

  那天傍晚，如往常一样，我和外婆坐在大门外聊天。太阳已经躲进屋后的树丛里，门前的水泥地还散着热气，偶尔吹来的几阵风也没有一丝凉意。外婆坐到椅子上，右手摇着棕榈叶剪出来的扇子。我坐在她旁边的凳子上和她说话，她偶尔回我一两句。当我和她说起要去马来西亚，要去槟城看一看的时候，她眼睛一亮，像是幽深平静的湖面上泛起的亮光。

  出发去马来西亚的前一天，我拜访了外婆的堂弟。他已年过八旬，但从槟城到汕头的航行，他还有印象。“船从槟城码头出发，要先开到香港，补给完再开去汕头”，叔公和我说道。

  公交车开进乔治市，路两旁的骑楼在车窗外闪过，教和印度教的建筑也在我眼前徐徐展开。下了车我直奔槟榔屿潮州会馆，希望能在那里找到一些关于潮汕人在槟城的历史资料，也许能找到一点ghu lung bou的线索。

  潮州会馆是一栋三厅两院的三进式传统建筑，很像我们老家的祠堂。入口左右两边是白墙，白墙上挂着一串串红灯笼。中间是一个凹门斗，像是在招呼人进去的样子。门斗的墙上是各路神仙和祥瑞，门上自然是秦琼和尉迟恭两大门神。墙和柱子撑起一个黄色琉璃瓦屋顶，也托起屋顶上嵌瓷工艺造就的各式潮剧人物和花鸟虫兽。

  我看了会馆墙上的展板，有潮州的地理文化历史，有会馆的简介、建筑图纸、效果图、修复前后的照片和文字说明，就没有我要找的信息。

  中厅一个坐在办公桌前听收音机的大叔引起了我的注意，试着用潮汕话跟他打招呼，他听不懂。还好马来西亚大部分华人都会说中文，我们用中文交流全无障碍。他告诉我如果想找更多关于潮汕人的信息，可以去隔壁的理事会咨询一下。

  和大叔道别后，我来到理事会的大门前，深色的玻璃印出我的身影，我完全看不清室内的景象，敲了敲门，没有人回应。我把额头和眼镜贴在被烈日照得发烫的玻璃上，隐约看到里面有几人，被前台的长桌挡住，只看到上半身。我向后退一步，额头的汗水印出一小块毛玻璃。再敲门，我隐约看到一个人影走过来。门开了，一位头发灰白、带着老花镜的瘦高老人对我上下打量了一番。

  “您好，我是从揭阳过来的，我外曾祖父在槟城生活过，我想了解多一些以前潮汕人在槟城的故事。会馆那边的展板我都看过了，但我找不到这方面的信息”

  他转身去到墙边的书架，取出一本厚厚的书回到前台。我接过一看，淡黄色的封面上端印着《槟榔屿潮州人史纲》，下端是船来船往的马六甲海峡，海天相连处是槟榔屿和繁忙的码头。书的封面和页面都很新，看上去还没有人翻阅过。

  我坐在会客厅的椅子上翻开书，书隔绝了我原本杂乱的思绪，这个冷气十足的房子隔绝了酷热难耐的七月天。这本书记录的大部分是在槟城经商的潮汕人的事迹，只有一章提到种植业，有谈到甘蔗、木薯和橡胶，但跟水稻相关的信息却没有。我把书还给老人，和他寒暄几句便离开了。

  北海码头开往乔治市的摆渡船慢慢开远，在海上留下一道长长的划痕。九十年前的某一天，外曾祖母带着两个幼小的女儿同乡亲们一起从这里踏上回乡的船，从此再也没有回来。我在北海码头拍那些来来往往的船只，想着等回到老家，我要把照片洗出来给外婆看。我要指着照片上那艘正在驶离港口的船告诉她，当年她就是这样坐船回到故乡去的。

  晚上约了我的一位叔叔（我爷爷的堂弟的儿子）和婶婶，他们带我去槟城的娘惹餐厅吃了晚饭。我和叔叔说想去趟吉隆坡，那边也有一个潮州会馆，我想去看看有没有更多关于潮汕人的资料。叔叔说如果我去吉隆坡可以住他妹妹（我叫姑姑）那边，她在吉隆坡那边当老师。

  “那些马来人和印度人不会种水稻，你外曾祖父和我父亲两兄弟教他们种的”，我想起叔公曾经告诉过我这件事。有个念头闪过我的脑海，一百年前，我外曾祖父大概也是这幅摸样吧。

  外曾祖父种水稻的场景，外婆是没见过的。她最后见到的父亲，是一个从“番畔”随同乡人归来的老人，在老家待了七十一天就去世了。

  姑姑推荐我去林连玉博物馆，说那里值得一逛。林连玉是马来西亚的教育家，毕生致力于华文教育的推广，曾力图将华文纳入马来西亚的官方语言。馆里有一个小伙子给我导览，他很详细地跟我讲了林连玉的事迹和华文教育在马来西亚的发展历史。看完这个博物馆，我才知道原来马来西亚有很多华文学校，都是华人自己捐钱建的。

  “我小时候在吉打的doh ui (潮州音)上小学，从我们住的地方走到学校要两块石（两公里）”，我叔公也在华文学校上过学。这条看似不重要的线索，后来在我毫无头绪、即将放弃的时候帮了大忙。

  晚上和姑姑他们一家聚餐，她问我接下来有什么打算。我想起之前看过的《星溪的三次奇遇》这一部优秀的电影，里面被称为“米都”的亚罗士打有个稻米博物馆，我想去看一下博物馆里有没有潮汕人种水稻的信息。亚罗士打也有一座潮州会馆，我可以顺路去看下。

  从亚罗士打火车站出来已是正午，天气特别热，我用grap这个手机app打车去潮州会馆。我付完钱下车，眼前是一栋四层高的建筑，写着吉坡潮州会馆这几个字。一楼是餐厅，二楼以上才是会馆的空间。四楼看着像是加建出来的，坡屋顶中间是两头上翘的屋脊，上有双龙戏珠。举头三尺有神明，我猜那里面住的应该是神仙吧。

  会馆入口是一楼右边一个窄窄的门洞，走完门洞里面那段陡陡的楼梯，就上到二楼去了。我看到门洞右侧墙上写着会馆的开放时间，这会儿还没到开门的点，心想先去吃个午饭再回来吧。会馆斜对面是亚罗士打最大的购物中心，和我隔着一条马路和路对面的绿化带。远远望去外立面上的广告位只挂了一半的招牌，那块最高的广告牌上写着“百盛”两个字，这是购物中心的名字。

  我站在马路边，看着热浪从马路远处奔腾而来，淹没我的脚踝，顺着血液流入全身的血管，再从皮肤的空隙里涌出来，打湿了我的帽子边缘和短袖衫。趁着车流断开的间隙，我飞奔过马路，越过绿化带和停车场，钻进路对面一栋五层建筑的阴影里。

  进到购物中心，室内的冷气暂时隔绝了外面的炎炎夏日，也慢慢抚平了我身上的燥热。我吃了个惬意的午饭，在超市买了水和面包。从购物中心出来，离开了冷气庇护的我，一下子被太阳打趴在热浪里。

  回到潮州会馆，我上了二楼，按下门铃，开门的是一位中年妇女，说一口马来腔的中文。馆里面很冷清，只有她一个人，我看了一圈，墙上只有一些潮汕商人的照片，阿姨和我介绍说那些是他们的历任会长。我问阿姨馆里有没有整理一些潮汕人在这边生活的历史资料，她说帮我找一下，但翻来覆去也没找到。我看找不到有用的信息，就告辞了。

  我又用grap打车去稻米博物馆，接单的司机是个二十多岁的马来人，上车后用英语问我是否介意和他聊天，我说很乐意和他聊。他说自己已经结婚，有两个孩子，靠开车养家糊口。突然他话锋一转，说这附近有个地方很好玩，有很多漂亮的女孩，问我要不要去。我感觉这家伙是个拉皮条的，一口回绝了他。他说那地方真的很好玩，没骗我。我说没兴趣，语气中带点反感和不耐烦，车内陷入了一阵沉默。

  “柴啊，你知道最近缅甸那边有绑架中国游客的事情么？我劝你最近如果没要紧的事别去东南亚，以免遇到危险”

  但这会儿我坐在车上，看着前排这个马来人，心里有点慌。我死死盯着电子设备屏幕上的导航路线，深怕司机突然偏移路线拐进某个路口，把我带到另外的地方。屏幕上的车子像贪吃蛇那样把绿色的路线慢慢吃掉，吃完稻米博物馆，把我心中的不安一口吞掉了。

  我付完钱，和司机道谢。博物馆的大门开着，我径直走进去。突然，一大一小两个马来人把我叫住了。

  我往里一看，发现博物馆有点破败。上网一查才知道博物馆室内在装修，暂时关闭了。我心里后悔来之前没有查清楚，浪费了时间。

  回头一看，那司机还没走，我估计他是在等我坐他的车回市区吧。我没理他，沿着公路继续往前走。突然听到路对面的草丛有动静，定睛一看，吓我一跳。一条半米来长的蜥蜴越过草丛，钻进路对面的河里去了。

  “我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长的四脚蛇，你们以前干农活的时候不怕这些家伙吗？”，两天后我在双溪大年和我的叔公（我爷爷的堂弟）闲聊时问他。

  回到亚罗士打市中心，我像个瘪了的气球掉在路边，不知何去何从。我原本满怀期待，觉得来这里会有收获，到头来一点信息都没找到，心里有点失落。但我又想，“这趟马来西亚之行，至少我去了外婆说的槟城和槟榔屿，也值了。外曾祖父生活过的地方，大不了下次再来找”。

  我想起前几天在槟城相聚的叔叔，和他说好要去他双溪大年的家里住几天，顺便去探望叔公叔婆。“也许能从叔公那边问到一些信息呢？我也不知道，先去了再说吧”，我想。

  有一天我在网上查吉打州华文学校的信息，看到了多伟华文学校。它是一九三二年前后创办的，一直开到现在。我查了多伟这两个字的潮州音，发现和我叔公提到过的“doh ui”(潮州音)相近，断定这应该就是他读过的学校。地图上显示学校附近有个地方叫莪侖（Gurun），它应该就是外婆说的“ghu lung”了 。

  “我知道啊，离双溪大年不远。你出门看，门外那座山就是莪侖山啦”，顺着叔公指的方向看去，我看到一座平缓的山出现在门框里。

  “莪侖山就和村子后面的山一样高”，后来我坐在外婆的床边，指着照片上的山和她说。

  有那么几年，我会陪外婆去村子后面的山上拜“阿娘”（当地信奉的神，那天是她的诞辰）。清早天微微亮，还在睡梦中的我隐隐听见几声鸡啼。外婆把我叫醒，我们从家里出发，经过村口的大榕树和老爷宫，路过大舅舅的养鸽厂。我跟在她后面，走完长长的水泥路，还要走一段长长的土路。土路走到尽头就是“阿娘”宫了，外婆烧香求签，我去油甘树下取山泉水。

  我不知道莪侖山上是否也有一位神灵在等我，但这一次外婆不在，我只能自己去了。以前走长长的路，我跟在外婆身后，看着她稳稳的步伐，感觉她能走到很远很远的地方，但她现在却只能躺在一个十平方米的房间里。

  “这里是莪侖的中心区，以前非常热闹，现在萧条了”,叔叔停下车，站在老街边上对我说。

  莪侖老街已经失去往昔的繁荣景象，显得有一点破败。四车道两旁是外墙和招牌早已褪色的骑楼，有些已经关门大吉。我看到老街附近有一个“天公坛”，像极了老家的“伯公宫”，心想“外婆当年要是回到莪侖，想必也会时常去老街关顾，买些干货、水果和香纸之类来孝敬这位天公吧？”。

  车子继续往前开，成片的稻田慢慢浮现在眼前。“正月落种三月秧，六月小暑收早冬”（潮剧里的诗词），这个时节已经收完早稻，插上晚稻的秧了。稻田上有白鹭飞过，远处是稀稀落落的椰子树。多伟华文学校就在稻田边上，像一块飞地。

  “多伟那个学校就在大马路边，是教中文的，礼堂里面还有孙中山先生的肖像。我小时候就在那里上学，那附近只有这么一个学校，不知道还在不在。”，我想起几天前叔公在深圳的家里和我说的话。

  学校没开门，一米五左右的围墙后面是一个篮球场和一栋坡屋顶的校舍。校舍呈L型，屋顶是铁皮的，立面底部是一米来高的水泥墙，墙上装着马来西亚很常见的那种玻璃百叶窗，看着像是一栋临时建筑。

  我看着学校旁边的稻田，想到九十二年前，外曾祖父和他的兄弟在这附近种水稻，他们住着用椰子叶做屋顶的小木屋，外婆就出生在这样的木屋里。“小木屋以前建在田中央，都没有啦，现在怎会是还找得到？”，叔公当时是这么说的。

  我半蹲在稻田边，让婶婶帮我拍了张照片，背景是莪侖山。我想回到老家，我要拿这张照片给外婆看，告诉她我到了莪侖，这片土地就是她父亲当年种水稻的地方，也是她当年想回来的地方。

  最后一天晚上，叔叔和婶婶送我到槟城机场。我是凌晨回国的航班，时间尚早，就在候机厅翻看照片，感觉在马来西亚的这一周过得特别快，马上就要回去了，但心里还是挺满足的。这次旅行缘起于五年前我妈给我的那张老照片，现在旅行结束，我也实现了我的愿望——到槟榔屿和莪侖拍照片回去给外婆看，真的是不虚此行。

  我挑选了二十张在槟城和莪侖拍的照片，在深圳用A3的铜版纸打印出来，装订成册，带回揭阳给外婆看。封面是她的那张旧照，背景是槟榔屿和马六甲海峡。外婆有白内障，看不太清，我一边翻照片一边给她讲解。槟城、槟榔屿和莪侖这几个她之前挂在嘴边的名字，现在就在照片上面，可惜她看不清。

  “那个时候，我姐姐出嫁了，我母亲刚去世。家里只剩下我一个人，我才想着去过番的。我和一个同乡去汕头坐船，想让他带我去槟榔屿找我的父亲”。

  “我想到我母亲去世前和我说的话，‘你要长我的志气’。我要留下来，守住这个家，把我们这一脉传下去”。

  “船先开到槟城，从槟城到吉打，再到一个四岔路口，四岔路口到我们种水稻的地方有二十二块石（公里）”，叔公还记得汕头过番去莪侖的路线。外婆原本也应该顺着这条线路去到他父亲种水稻的地方，但她还没到汕头就回来了。

  “怎么会没用呢？你告诉我你父母的故事，我爷爷告诉我他父母和他祖父母的故事。我以后再把这些故事告诉我的后代，就这样一代代传下去。”

  有时我会想起马来西亚的这段经历，思考所谓的生命轨迹是什么。我觉得它应该是我自己的生命轨迹加上父辈、爷爷辈，乃至更早之前的祖先们的生活轨迹。我明白他们的故事，去到他们生活过的地方，我的生命轨迹就更完整，我的世界也会变得更广阔。